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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关于“经济”的文言文名句有哪些
仓廪实而知礼节，衣食足而知荣辱。
《货殖列传序》出自司马迁 原文 老子曰：“至治之极，邻国相望，鸡狗之声相闻，民各甘其食，美其服，安其俗，乐其业，至老死不相往来。”必用此为务，挽近世涂民耳目，则几无行矣。
太史公曰：夫神农以前，吾不知已。至若《诗》、《书》所述虞、夏以来，耳目欲极声色之好，口欲穷刍豢 之味，身安逸乐而心夸矜势能之荣。
使俗之渐民久矣，虽户说以眇 论，终不能化。故善者因之，其次利道 之，其次教诲之，其次整齐之，最下者与之争。
夫山西饶材、竹、旄、玉石，山东多鱼、盐、漆、丝、声色，江南出棻、梓、姜、桂、金、锡、连、丹沙、犀、玳瑁、珠玑、齿、革，龙门、碣石 北多马、牛、羊、旃、裘、筋、角；铜、铁则千里往往山出置。此其大较也。
皆中国人民所喜好，谣俗被服饮食奉生送死之具也。故待农而食之，虞 而出之，工而成之，商而通之。
此宁有政教发征期会哉？人各任其能，竭其力，以得所欲。故物贱之征贵，贵之征贱，各劝其业，乐其事，若水之趋下，日夜无休时，不召而自来，不求而民出之。
岂非道之所符，而自然之验邪？ 《周书》 曰：“农不出则乏其食，工不出则乏其事，商不出则三宝绝，虞不出则财匮少。”财匮少而山泽不辟 矣。
此四者，民所衣食之原 也。原大则饶，原小则鲜。
上则富国，下则富家。贫富之道，莫之夺予，而巧者有余，拙者不足。
故太公望 封于营丘，地潟卤，人民寡，于是太公劝其女功，极技巧，通鱼盐，则人物归之， 繦至 而辐凑。故齐冠带衣履天下，海岱之闲敛袂而往朝焉。
其后齐中衰，管子修之，设轻重九府，则桓公以霸，九合诸侯，一匡天下；而管氏亦有三归，位在陪臣，富于列国之君。是以齐富强至于威宣 也。
故曰： “仓廪实而知礼节，衣食足而知荣辱。”礼生于有而废于无。
故君子富，好行其德；小人富，以适其力。渊深而鱼生之，山深而兽往之，人富而仁义附焉。
富者得执益彰，失执则客无所之，以而不乐。夷狄益甚。
谚曰：“千金之子，不死于市。”此非空言也。
故曰：“天下熙熙，皆为利来；天下壤壤，皆为利往。”夫千乘之王，万家之侯，百室之君，尚犹患贫，而况匹夫编户 之民乎。
2. “经济”在古代叫什么
杭州在周朝以前，属于“扬州之域”。传说在夏禹治水时，全国分为九州，长江以南的广阔地域均泛称扬州。公元前21世纪，夏禹南巡，大会诸侯于会稽山（今浙江绍兴），曾乘舟航行经过这里，并舍其余杭（“杭”是方舟）于此，故名“余杭”。一说，禹至此造舟以渡，越人称此地为“禹杭”，其后，口语相传，讹“禹” 为“余”，乃名“余杭”。
春秋时，吴越两国争霸，杭州先属吴，越灭吴后，属越。战国时，楚灭越国，杭州又归入楚国的版图。
秦统一六国后，在灵隐山麓设县治，称钱唐，属会稽郡。《史记·秦始皇本纪》中有这样的记载：“三十七年十月癸丑，始皇出游……过丹阳，至钱唐，临浙江，水波恶……。”这是史籍最早记载“钱唐”之名。现在的市区，当时还是随江潮出没的海滩，西湖尚未形成。
西汉承秦制，杭州仍称钱唐。新莽时一度改钱唐为泉亭县；到了东汉，复置钱唐县，属吴郡。这时杭州农田水利兴修初具规模，并从宝石山至万松岭修筑了之一条海塘，西湖开始与海隔断，成为内湖。
三国、两晋、南北朝时期，杭州为吴国的吴兴郡，属扬州。因外族相继入侵，晋室南迁，促进了江南和钱塘江两岸经济文化的发展。这时，西湖已有“明圣湖”、“金牛湖”之称。东晋咸和元年（326），印度佛教徒慧理在飞来峰下建了灵隐寺，这不仅是西湖最古的丛林建筑，也是江南最古老的名刹。随后有方士许迈及葛洪等人在武林山下、韬光、宝石山一带进行写书、炼丹等活动，传播宗教，西湖名山胜水也渐次开拓。梁武帝太清三年（549），升钱唐县为临江郡。陈后主祯明元年（587），又置钱唐郡，辖钱唐、于潜、富阳、新城四县，属吴州。
“杭州”之名首次出现
隋王朝建立后，于开皇九年（589）废郡为州，“杭州”之名之一次出现。下辖钱唐、余杭、富阳、盐官、于潜、武康六县。州治初在余杭，次年迁钱唐。开皇十一年，在凤凰山依山筑城，“周三十六里九十步”，这是最早的杭州城。大业三年（607），改置为余杭郡。六年，杨素凿通江南运河，从现在的江苏镇江起，经苏州、嘉兴等地而达杭州，全长400多公里，自此，拱宸桥成为大运河的起讫点。这一重要的地理位置，促进了杭州经济文化的迅速发展。《隋书·地理志》记述：“杭州等郡，川泽沃衍，有海陆之饶，珍异所聚，故商贾并辏”。这时的余杭郡有户15380，杭州户口统计由此开始。
唐代，置杭州郡，旋改余杭郡，治所在钱唐。因避国号讳，于武德四年（621）改“钱唐”为“钱塘”。太宗时属江南道，天宝元年（742）复名余杭郡，属江南东道。乾元元年（758）又改为杭州，归浙江西道节度，州治在钱塘，辖钱塘、盐官、富阳、新城、余杭、临安、于潜、唐山八县。州城的范围也随之扩大，由原来的城南沿江一带发展到今天的武林门一带。由于运河的沟通，杭州成为货物集散地，社会经济日趋繁荣，人口也逐渐增加，唐贞观（627-649）中，已有 15万余人；到开元（713-741）中发展到58万人，此时的杭州，已与广州、扬州并列，为我国古代三大通商口岸之一。长庆二年（822），诗人白居易任杭州刺史，大规模浚治西湖，并筑堤建闸，以利农田灌溉。又继李泌之后重修六井。从这时起，西湖之名益彰于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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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 “经济”一词在古代是什么意思
关于“经济”一词，词典中是这么解释的：一是指国家或个人的收支状况，如报道中我们经常听到“经济结算”、“把经济搞活”，等等。
二是生活上的节省或节约，消费上精打细算，用消耗较少的消费品来满足更大的需要，例如有些餐馆门前挂的招牌写着“经济小吃”、“经济早点”等。 然而，在我国古代，“经济”一词并不是以上这两层意思，而是经邦济世、经国济世或经世济民等词的综合和简化，如《晋书纪瞻》中“识局经济”，隋王通《文中子中说》有“皆有经济之道而位不逢”，它们都是治理国家、拯救庶民的意思。
李白有一首诗《嘲鲁儒》：“鲁叟谈五经，白发死章句，问以经济策，茫如坠烟雾。 ”大意是：鲁地的老头子一开口就谈五经，一辈子只知道死啃经书的章节、句读，如果有人问他们治理国家的方略，他们就像落在烟雾之中，茫茫然，一无所知。
“经济策”，既不是管理财经之策，也不是节约之策。《红楼梦》中的贾宝玉痛恨“仕途经济”，也不是说他讨厌同金钱打交道。
这里“经济”都是“经世济民”的意思，比现代的“经济”含义要广泛得多，因此古代衡量一个人才能的高低，往往以是否善于“经济”为尺度。 由此可见，“经济”一词发展到现在，与古时相比，词义已发生了改变。